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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论说]林国荣:评甘阳《序言》(节选)

wangchaowh 生活常识 2021-07-22 10:15:02 13 0

  作者 林国荣

------在这些众多的赞叹者中,有谁真正读过 、或者完整读过《自然权利与历史》本身呢?

   在这篇长达90页的、为犹太血统大学者列奥?施特劳斯的毕生名著《自然权利与历史》的中译本所作的序言的开篇 ,导师甘阳先生引用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主题,并借施特劳斯之口说:

    “苏格拉底本人日后的一个深刻转变,是从少年式地鄙视政治和道德事务、鄙视人事和人 ,转向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关心人事和人 。 ”

    在这段话中,“少年”和“成熟”以对立的方式出现。不过我们知道 ,促使修西底德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原因之一恰恰就是:“我刚到能够理解事情的年龄。 ”古罗马的一项法律规定:允许那些行将就木的老迈之人在遗嘱中说出真话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政治常识是:真话始,则政治终。近代欧洲最大的“政治”贡献就是:让人们学会“少年式”地关心“自然权利 ”,同时让人们放弃“成熟地”关心“历史”;并且他们成功了。苏格拉底的学生就年龄而论 ,都是少年 ,对此,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在最容易产生伟大作品的年代,伟大作品才最能为人所认识 、所尊重 。将伟大作品传播于世 ,这是从前的风气。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对于当世的作品和人物漠不关心,但是一旦遇到伟大作品 ,使得愚蠢和丑陋的薄俗不能不为之屈服的时候,从前的写作风气也还不至于完全泯灭。从前,正因为那些值得记述的伟大作品和事迹 ,其行事大多出乎自然、光明磊落,所以才能留下一些大手笔 。甚至一些自我记述也算不得妄自尊大,而实在是出于自尊自敬 ,严复以《天演论》之名曲译《进化与伦理》,在从前那个时代可算是其中一例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我们不得不找出这样的例子以图安慰 ,那就是甘老师的这篇序言了 。希望我这样说 ,并没有损害这篇作品的信誉,也没有引发旁人的轻蔑。甘老师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活在17、18世纪之交的维柯:作为思想家,他才比天高;作为学者 ,他却不够格。对待天才 、而非学者的作品,评论者若要做到既不吹捧,又不贬抑 ,就要尽可能地小心翼翼,不走错一步 。

    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就是从注释入手。甘老师为这篇序言破天荒地下了174个注释,这很可能暗示着 ,这篇序言是老师的严肃作品。这篇序言引来众多赞叹,在这些众多的赞叹者中,有谁真正读过、或者完整读过《自然权利与历史》本身呢?面对这个问题 ,如果进行一次类似我们大学时代的课堂点名的话,那我只能说:“没来的请举手 。 ”结论是:赞叹者发出赞叹,却不知道为什么而赞叹。这种情况和导师的序言结构本身出奇地相似:这篇评论乃是为以“自然权利与历史 ”为标题的书而作 ,但在174个注释中 ,我们竟然没能找到哪怕一部合格的历史作品、哪怕一位够劲儿的历史学家。在序言的开篇,甘老师借施特劳斯之口询问:为什么“前苏格拉底哲学”竟能不涉及政治哲学?作为评论者,我们也可以自己之口询问:为什么《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序言竟能不涉及历史?

    也许我们都还记得 ,狄尔泰早已驱散了这样一种幻想,即,人们可以就某个单独的观念写作一部历史 。但是 ,人们仍然要不可避免地转向历史,以澄清自己关于一系列观念的想法,比如自由 、荣誉 、正义 ,甚至婚姻、贸易。这些观念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起点。但是,观念是否是历史发展的原则,这个问题并不能得到先天的答案:只有历史研究能够说出观念是否、或者如何在历史中发生作用 ,比如荣誉 。不过,即使我们不能确定观念是否导致了历史发展,我们仍可以确定 ,观念可以导致历史研究——尽管不是所有的历史研究。我们对自己的工作主题越清楚 ,我们对自己的偏见也就越清楚;我们对自己的偏见越清楚,我们的工作也就越有效 、越不自欺。比如说,如果你向自己确定:研究罗马法的惟一办法是剖析罗马有产者阶层的利益 ,那么你也就选定了罗马法研究的众多任务之一;俄国学者对古代奴隶制的研究不也有效地开辟了新领域吗?甘老师在结束序言时说:“我愿期待21世纪是喜剧的时代 。”但这并不否认我们可以同样合理地说:“我更愿意忠诚并追随‘人类是场悲剧’这一事实 。 ”马基雅维里大可以把他喜剧式的《佛罗伦萨史》终结于1492年,但哥伦布也大可以在这一年去发现他的新大陆。

    半个世纪前,战争迫使大批德国学者走上流亡之路 ,又进一步迫使他们陷入和犹太民族几乎同样的处境当中。政治首先意味着有一片固定的土地,并且从事对外战争 。那么犹太人为什么关心政治、或者说关心政治哲学呢?首先,犹太人的散居必须被犹太人自己看作是反常状态 ,至少从菲洛(耶稣诞生后的第54年)时代开始就是这样。犹太人并不用政治的术语来描述自己的背井离乡,他们只把自己的放逐看作是上帝对自己民族的罪恶的惩罚。如同罪恶无疑导致了犹太人国家的毁灭一样,忏悔也同样将导致这个国家的重建 。但是 ,没有人能确定这种反常状态何时结束,但他终将结束,对这一点犹太人自己没有疑问。正是在这一点上 ,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并不被认为是全然的徒劳之举。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 ,德国或者德国-犹太血统的学者们在大部分定居美洲之后,开始了悔过和反思的工作,而历史主义这个德国的本土产品当然就是首要目标 。耶格完成了对希腊思想史的考察 ,克里斯泰勒和巴隆成为人文主义研究的灵魂人物,库特纳重新激发了对教会法的研究,潘诺夫斯基传播了一项有关艺术史的方法论、坎特罗维奇则帮助建立了拜占庭思想和中世纪西方思想之间的新联系。施特劳斯利用他在芝加哥大学的教席对历史主义展开了犀利的批判 ,也勉力在这次流亡者的潮流中辟得一席之地。

    德国或者德国-犹太血统的流亡学者在美洲的生存,事实上是把他们置于一种尴尬境地而无法自拔:他们对历史主义的反思和忏悔 、对政治的关注,只是在对未来国家的期待中才获得意义 。正是由于眼光聚焦未来、心灵指向期待 ,所以对历史主义的这次批判很少涉及史学本身,因为历史意味着过去。况且,美国不是这些人的祖国 ,所以,美国并没有给这些人提供土壤。美国史学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自己的成熟和自信 。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 。首先,史学的本质功能之一就是为本国的居民廓清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问题 ,有可能的话 ,还应当为一个信仰进步的民族提供进步的灯塔,并且在恐慌时代,矫正任何误导性的大众宣传 ,使歪曲事实者丧失信誉。在美国,情况尤其如此。其次,就是来自哲学家们的合作 。约翰?杜威创造了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的纽带。在用社会学方式刻画历史处境、并提供实际的解决办法方面 ,马克斯?韦伯使德国备感焦虑,而杜威则使美国领先世界。面对美国史学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自信和成熟,这些流亡者只能更少自信 、更多期待 。美国不是他们的祖国 ,但他们却生活在这个国家。施特劳斯可能是这些人中判断形势最透彻的一个,他确实回归了古代,但回归的道路却是政治哲学 ,而不是历史。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大军怀着“立国”的理想开赴西西里,但一个要塞的陷落使雅典人甚至没能获得赖以“立国”的一片土地;战争终结了雅典人的这项理想;战争同样挫败了色诺芬在黑海海边“立国 ”的尝试 。这很可能意味着 ,战争并不是政治哲学的恰当主题;如同一个好将军很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治国者那样。而一个如尼西亚斯这样的笨蛋将军 ,却有可能是个合格的治国者。正如甘老师借施特劳斯之口所说:“政治哲学更近喜剧,而非悲剧 。”

经典家谱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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